澳门:爱国义捐不遗余力 

      抗日战争时期，澳门仅有10多平方公里。虽然此时澳门处于葡萄牙统治之下未被日军占领，但是具有爱国传统的澳门同胞在国难当头之时，情系祖国，积极开展宣传、慰问、募捐、赈济等抗日救国活动。许多澳门同胞还直接回国参战，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篇章。一些内地爱国进步人士则利用澳门特殊的环境公开或秘密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抗战期间，澳门因保持中立而获得空前的繁荣，欧美及东南亚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入澳门，并通过澳门转运入中国内地。此时澳门的界址不明成为对中葡双方都非常有利的因素。因为澳门位处的西江流域出海地区，不但河道纵横，而且海口众多，外海岛屿星罗棋布，内陆桑田鱼塘果园密集，最适宜走私活动，日军由于人数有限而无法进行阻拦。再加上界址不明，日方连批评葡方纵容走私的机会都没有。

    “九·一八”事变后，澳门同胞发起各种形式的募捐运动,支持坚持抗战的东北义军。1938年7月初，为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澳门各界救灾会发动全澳开展“七·七纪念捐输运动”，并吁请各界素食一天，以悼念前方英勇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纪念日前后，澳门救灾会派出10多个工作队协助饮食行业义卖。在该会的推动下，全澳的鲜鱼行和猪肉烧腊行也配合素食捐献运动，停业一天，并以劝售纪念章方式进行募捐。这次捐输运动，共计收入折合国币2000元。1938年和1939年，澳门各界人士举行了两届“八·一三”献金救国活动。这两次献金活动均由澳门各界救灾会发起，镜湖、同善堂、商会、教育会、妇女慰劳会、四界救灾会等社团协同进行。两次义卖共筹得款项折合国币9万余元和10万元。

    在澳门各界的爱国义捐活动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族资本家、企业家的爱国捐献。马万祺(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夫妇结婚不忘救国；著名爱国人士何贤先生也曾以各种方式支援敌后抗日根据地；民族资本家、岐关车路有限公司董事长郑芷湘的胞侄郑诚之的舍身取义；现任澳门日报董事长的李成俊带领十多位学生到中山县参加抗战。   来源：民营经济报

[两岸情深]香港:抗战物资中转站 

      抗战爆发后，全中华民族迅即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中，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在中国大地，社会各界、各阶层的广大人民，采用各种形式宣传、鼓动和支持抗日。与此同时，香港的抗日救亡运动也风起云涌，成为整个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延伸和组成部分。

    “七·七事变”之后，香港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掀起高潮，爱国热情澎湃高涨，香港学生、商人、工人、农民、渔民、海员等各界群众都直接或间接地积极参予了抗日救亡运动。世界各地的援华物资和捐款，源源不绝地经过香港转运到内地；香港同胞、世界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亦纷纷途经香港到达祖国，分别在不同的战线参加了抗战。

    中日开战初期，英国对华关系的原则是：“在保证大英帝国-包括香港整体安全的前提下支持中国，同时避免卷入对日战争。”因此，中国可以利用英国的这种“中立”政策，使香港成为抗战的后援基地。日军控制了华北华东沿海之后，香港作为转运战略物资到内地的信道，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从1937年八月起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的日子里，通过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联运，大批军事物资包括：飞机及其零件、炸弹、机枪、野战炮、高射炮、子弹、炸药、雷管、鱼雷、探照灯等，从香港源源不断输入到内地。广州至香港公路开通后，一列列火车和汽车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和扫射的危险，奔驰在运输线上。

    广州沦陷后，这条运输线被切断，但香港仍然发挥着它的特殊作用。许多军用物资经由香港运到缅甸仰光或越南海防，又送到了内地抗战后方。香港商人还开通新的“走私”路线，用机帆船、渔船以至挑担，从沙鱼涌或沙头角进入内地。仅1941年上半年，就有150万加仑航空和车用汽油，越过日军封锁哨，成功运入内地。而战时急需的药物及其它工业品的数量更是难以估算。难怪有人称之为“爱国走私”。

    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香港人民艰苦坚持在这个国际大城市进行游击战，先是拯救了滞留在香港的文化界精英脱离虎口，接着在市区和乡郊神出鬼没，爆破启德机场油库、炸毁亚皆老街铁桥、歼灭汉奸、打击敌伪的短枪队；有在香港邻近海域打击日伪运输船的海上游击战；有与盟军合作的情报战——游击队供应情报和拯救坠机的盟军飞行员，盟军负责空袭日军重要据点和战舰、运输船。除了中共领导的游击战士奋勇作战外，香港男女老幼、士农工商渔等都英勇不屈，支持抗日战争。香港人民为了保护游击队，在日伪酷刑迫供下，宁愿被打死都不肯透露半点游击队的情报！不少香港人民为了国家民族奉献出他们最宝贵的生命，英雄的香港人民用鲜血谱写了香港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来源：民营经济报